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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年的英国巴林银行(Barings Bank)为何破产
巴林银行在20世纪90年代前是英国最大的银行之一,有超过200年的历史。1992~1994年期间,巴林银行新加坡分行总经理里森(Nick Lesson)从事日本大阪及新加坡交易所之间的日经指数期货套期对冲和债券买卖活动,累积亏损超过10亿美元,导致巴林银行于1995年2月破产,最终被荷兰ING收购。
调查中发现:巴林银行的高层对里森在新加坡的业务并不了解,事发3年内居然无人看出里森的问题。其实,巴林银行1994年就已经发现里森在账上有5000多万英镑的差额,并对此进行了几次调查,但都被里森以非常轻易的解释蒙骗过去。造成巴林银行灾难性厄运的原因是,巴林银行缺乏职责划分的机制,里森身兼巴林新加坡分行的交易员和结算员,这使他有机会伪造存款和其他文件,把期货交易带来的损失瞒天过海,最终造成了不可收拾的局面。另外一个致命问题是,巴林银行的高层对财务报告不重视。巴林银行董事长Peter Barings曾在1994年说:若以为审视更多资产负债表的数据就可以增加对一个集团的了解,那真是幼稚无知。但如果有人在1995年2月之前,认真看一下巴林银行任何一天的资产负债表,里面都有明显记录,可以看出里森的问题。遗憾的是,巴林银行高层对财务报表的不重视,使之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新加坡政府在巴林银行调查报告结论中有这样一段话:“如果巴林集团在1995年2月之前能够及时采取行动,那么他们还有可能避免崩溃。截至1995年1月底,即使已发生重大损失,这些损失毕竟也只是最终损失的1/4。如果说巴林的管理层直到破产之前还对这件事情一无所知,我们只能说他们一直在逃避事实。”里森在自传中也说:“有一群人本来可以揭穿并阻止我的把戏,但他们没有这么做。我不知道他们在监督上的疏忽与罪犯的疏忽之间的界限何在,也不清楚他们是否对我负有什么责任。”
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破产倒闭案
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以下简称“广东国投”)原名广东省信托投资公司,1980年7月经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在广州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成立,注册资金为12亿元,系全民所有制企业法人。在广东国投最辉煌的时候,资产多达上百亿元,其标志性建筑——广东国际大厦高达63层,一度被认为是身份和财富的象征。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加快推进政企分离,公司独立性越来越强。特别是1997年下半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同年11月,国务院召开了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主题就是深化金融改革、整顿金融秩序、加强监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确立了各级政府对自己的金融机构负责、谁借钱谁还债的责任制度。这个改革措施当时被形象地称为“谁的孩子谁来抱”。但广东国投没有顺应这一重大转变,改革完善其经营管理机制,依然在世界范围融资,在国内引资揽存,向国内外500多家债务人拆借资金、发放贷款近130亿元,且对这些债务人的资信和偿债能力未进行严格的审核。这些隐患在1992年以后便根植于广东国投,直至金融危机爆发后,它所面对的大多数债务人不能偿还债务,导致其不能支付到期巨额国内外债务,且严重资不抵债,出现了严重的外债支付危机。
1998年10月6日,中国人民银行依法发布公告,宣布广东国投因不能清偿到期巨额国内外债务予以关闭。随后依法进行的清算表明,广东国投负债状况实在惊人,且已无重组的可能。1999年1月16日,广东国投终于被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告破产。广东国投破产案是中国首例非银行金融机构破产案,也是人民法院受理破产财产标的最大的破产案。美国《华尔街日报》这样评论:“广东国投宣告破产,使中国金融业真正走向了市场,标志着中国法治从此进入新纪元。”【缺少答案,请补充】
美国国际集团AIG的风险
美国国际集团AIG是一家全球性的保险公司,曾经是全球最大的上市公司之一。由于其强大的收入和资本基础,AIG长期被各个国际评级机构评为最高的信用等级AAA。而在这样一片形势大好的氛围中,AIG允许其金融产品部门不断增大其风险敞口。它对其交易对手出售针对债务担保证券(CDO)高级层次的信用违约互换(CDS),而因其信用评级为最高级,故而交易对手并没有要求其对该风险敞口提供抵质押品。2005年3月14日,AIG的CEO被要求辞职并接受商业质询。翌日,AIG的信用评级被降为AA+。信用评级的下降作为合约触发条件,要求其对互换产品追加12亿美元的抵质押品。此时,这些貌似仍不是问题,因为AIG拥有800亿美元的股权资本。然而此后,它的CDS投资组合仍然在不断增长,并达到5000亿美元。当金融危机爆发时,CDO层次的价值急剧损失,而作为CDO的保险方,AIG宣布其在2008年上半年亏损130亿美元。
2008年9月25日,标准普尔再次降低了AIG的信用评级,从AA-降为A-。结果,AIG被要求追加200亿美元的抵质押品,而此时AIG已无力完成该义务,而陷入破产危机。因为AIG的崩溃会产生系统性风险,故而美国政府介入AIG事件并提供了850亿美元的贷款。10月,又增加了380亿美元的贷款。11月,美国财政部在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ARP)下又追加投资了400亿美元的新发行的AIG高级优先股,这是有史以来对私有化公司的最大援助。【缺少答案,请补充】
建行德州市平原支行风险案例
刁娜,女,系建设银行山东省德州市平原县支行营业部综合柜员,于2006年1月1日加入银行,挪用、盗用银行资金高达2180万元,用于购买体育彩票,涉案资金1606万元。经调查发现刁娜的手法有二:一是空存现金,即在没有资金进入银行的情况下,通过更改账户信息,虚增存款。由于存单本身是真实的,既使没有真实的资金入账,但仍然可以将虚增的“存款”资金提取或转账出来,使之成为自己可以支配的资金。49天内,年仅23岁的刁娜通过这种简单的方式作转账,挪用银行资金。为了获取资金购买彩票,刁娜向李顺刚、周会玲(德州卫校体彩投注站业主)、冯丽丽(德州保龙仓体彩投注站业主)3人开立的4个账户虚存资金52笔,共计2126万元。在实际操作中,刁娜将其中的1954万元,分4次转入体彩中心账户,提取的现金172万元也用于购买彩票。二是直接盗取现金,共计盗取现金51万元。2006年9月17日,刁娜购买彩票中得500万元奖金,她选择以“空取现金”(与空存现金相反)的方式归还了部分库款,但最终仍留给建设银行平原支行1680万元的现金空库,除公安机关追缴冻结的资金74万元,建设银行平原支行涉案风险资金为1606万元。2006年10月13日,建设银行山东省德州市分行计划财务部监控资金头寸时,发现平原支行现金库存高达2152万元,超过上级行核定的现金库存200万元10倍多。经突击检查,刁娜案件才被发现。【缺少答案,请补充】
北岩银行是英国主要的住房按揭银行之一,其业务模式是向客户提供各种各样的贷款,这些贷款可以有抵押,也可以没有抵押。表面上看,北岩银行的业务比较保守,风险并不高。但是北岩银行2006年末向消费者发放的贷款占总资产的85.5%,而流动性资产只占14.14%,特别是安全性最高的现金和央行存款合计只有1%。而负债方面同业债务工具占比高达63.65%,而存款只有5%。其实,期限错配是银行利润的重要来源。所谓期限错配,就是银行将短期负债拿来去配置了长期资产。通常来讲,负债和资产的久期越短其利率越低,而久期越长利率越高。银行的最佳策略就是多吸纳短期负债然后配置到长期资产中去,这样可以提升银行的净息差。可以说基本所有的银行都存在期限错配,只是看情况是否严重。但是,相对来说同业资金对金融市场的风险更敏感,更容易带来银行流动性的波动。所以和存款相比同业负债的风险相对更高。在次贷危机发生前,北岩的业务模式受益于流动性充裕带来的低成本同业资金。但是,次贷危机发生后,全球性去杠杆,流动性稀缺,同业资金成本大幅飙升。北岩银行由于流动性头寸不足以应对到期债务,不得不向英国央行求援。消息传出,加剧了投资者和储户的恐慌情绪引发了英国近140年来的首次银行挤兑。最终,挤兑引发的流动性危机致使北岩银行破产。【缺少答案,请补充】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先后形成四次大的金融风波。从1997年7月至1998年1月,东南亚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货币贬值幅度达30%~50%。同期,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股市跌幅达30%~60%。这场危机首先从泰铢贬值开始。1997年7月2日,泰国被迫宣布泰铢与美元脱钩,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当天泰铢汇率狂跌20%。和泰国具有相同经济问题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等国迅速受到泰铢贬值的巨大冲击。7月11日,菲律宾宣布允许比索在更大范围内与美元兑换,当天比索贬值11.5%。同一天,马来西亚则通过提高银行利率阻止林吉特进一步贬值。印度尼西亚被迫放弃本国货币与美元的比价,印尼卢比7月2日~14日贬值了14%。继泰铢等贬值之后,中国台湾的台币贬值,股市下跌,掀起金融危机第二波。10月17日,台币贬值0.98元,达到1美元兑换29.5台币,创下危机发生前十年来的新低,当天台湾股市下跌165.55点。10月20日台币贬至1美元兑换30.45台币,台湾股市再跌301.67点。中国台湾的货币贬值和股市大跌,引发了全球股市大幅下挫。10月27日,美国道琼斯指数暴跌554.26点,迫使纽约交易所9年来首次使用暂停交易制度,10月28日,日本、新加坡、韩国、马来西亚和泰国股市分别下跌4.4%、7.6%、6.6%、6.7%和6.3%。特别是中国香港股市受外部冲击,香港恒生指数10月21日和27日分别下跌765.33点和1200点,10月28日再次下跌1400点,这三天香港股市累计跌幅超过了25%。11月下旬,韩国汇市、股市轮番下跌,形成金融危机第三波。11月,韩元汇价持续下挫,其中11月20日开市半小时就狂跌10%,创下了1美元兑1139韩元的新低;至11月底,韩元兑美元的汇价下跌30%,韩国股市跌幅也超过20%。11月,日本先后有数家银行和证券公司破产或倒闭,日元兑美元也跌破1美元兑换130日元大关,较年初贬值17.03%。从1998年1月开始,东南亚金融危机的重心又转到印度尼西亚,形成金融危机第四波。1月8日,印尼卢比对美元的汇价暴跌26%。1月12日,在印度尼西亚从事巨额投资业务的中国香港百富勤投资公司宣告清盘。同日,香港恒生指数暴跌773.58点,新加坡、中国台湾、日本股市分别跌102.88点、362点和330.66点。直到2月初,东南亚金融危机才被初步遏制。【缺少答案,请补充】
2012年5月10日,摩根大通召开紧急电话会议披露,隶属于首席投资办公室(Chief Investment Office,CIO)的Delta One部门,外号为“伦敦鲸”的雇员Bruno Iksil在CDS投资组合上的仓位出现了20亿美元交易损失,预期公司部门二季度出现8亿美元亏损。由于此次交易巨亏发生在2008年次贷危机中全身而退、以风控优秀著称的摩根大通身上而引起广泛关注。摩根大通通过CIO来管理基差风险、凸性风险、汇率风险和信贷资产组合风险等的对冲。Bruno Iksil主要从事债券衍生品指数的投资工作。摩根大通的“伦敦鲸”事件,就是由于对冲敞口过大,造成了本就流动性不算很好的CDS市场扭曲所引起的对冲基金针锋相对,导致出现了巨额损失。摩根大通的CIO及“伦敦鲸”的任务是针对摩根大通集团整体的高级债债券投资风险敞口进行对冲,他们采取的对冲策略是针对北美优质评级企业CDS指数(即CDX.NA.IG9合约)进行对冲。这一对冲策略优点在于成本较低且符合摩根大通整体战略对冲目标。造成“伦敦鲸”对冲敞口过大的原因是摩根大通2011年1季度引入了新的VaR模型,该VaR模型低估了风险敞口,如在新模型下,CIO的VaR每天平均6700万美元,而在旧模型下则为1.29亿美元,大大低估了风险。摩根大通在发现风险敞口计算错误后停止管理对冲交易比例。但是停止管理对冲比例意味着摩根大通的敞口变为单向的看空或看多,违背了对冲的初衷,同时也使自己的敞口暴露在市场风险之下。不巧的是,4月市场大幅动荡给了摩根大通暴露的敞口致命一击。随着“伦敦鲸”补救性的“再对冲”策略失败,由于“伦敦鲸”的交易规模巨大,摩根大通几乎不可能在不亏损或扰乱市场的情况下,关闭这些敞口。尽管此次巨亏的20亿美元被CIO的其他盈利所抵消后,摩根大通表示该部门季度净亏损为8亿美元。【缺少答案,请补充】
赫斯塔特银行是家德国银行,因其1974年6月26日的破产而震惊全球。1974年,赫斯塔特倒闭的时候还是家规模较小的银行。由于外汇交易,该银行与世界上其他银行有很多联系,尽管它是一个数量级并不那么大的银行,但并不妨碍其倒闭成为德国“自1931年危机以来最严重的银行崩溃”案例。正如纽约联邦储备委员会报告的那样,“赫斯塔特银行的倒闭对纽约市场造成了严重冲击,在赫斯塔特宣布关闭后的两三天内,交易商报告其业务下降高达90%,平均下降约75%”。
1973年9月,赫斯塔特银行因其大量并且风险很高的外汇业务而陷入困境。该银行因其遭受的损失是其资本金的4倍而负债累累,该损失是由美元的意外升值造成的(相对于德国马克)。一段时间以来,赫斯塔特银行一正推测美元贬值,直到1973年年底,外汇部门改变其策略,改为投机美元会升值。但是,1974年1月中旬,美元的走势又改变了方向。另外,其他银行的不信任又加剧了赫斯塔特银行的问题。
1974年3月,联邦银行监管办公室(BAKred)授权的特别审计发现,赫斯塔特银行的公开交易头寸已经达到20亿德国马克,是其银行限额(2500万德国马克)的80倍。此时,外汇风险是其资本金的3倍(Blei,1984),特别审计促使银行管理层关闭其外汇头寸。当事态的严重性变得明显时,赫斯塔特银行的倒闭已经无法避免。1974年6月,赫斯塔特银行的外汇业务损失达到了4.7亿德国马克。
1974年6月26日,赫斯塔特银行低估了浮动汇率下的外汇风险,与很多银行进行了买入德国马克卖出美元的交易。因为时差,位于美国的银行比赫斯塔特银行提前一个交易日交割了德国马克。当赫斯塔特银行接到德国政府当局清算的命令时,因无力向对方银行支付美元而宣告破产。在清算当天,已经有众多银行与赫斯塔特银行开始了国际金融交易,即已经在法兰克福向赫斯塔特银行支付了德国马克,期待着在纽约市场接受交割美元。但因为时差赫斯塔特银行倒闭时正处在相互支付之间,故而其交易对手并没有接收到美元支付。【缺少答案,请补充】
2003年4月,一名经纪人以13英镑每股的价格买入了50万股葛兰素史克制药公司的股票,但该股票当时的市值不到70便士。2002年11月,一名经纪人看错了爱尔兰低价航空公司的股票价格的货币单位,把先令和欧元弄混,结果使该股票在伦敦市场的报价上涨了61%,从404.5先令上升到653.7二的作为先令。2002年10月,欧洲期货与期权交易所的一名经纪人在一笔期货交易中输入了错误的价格,结果导致这个世界最大的衍生证券市场暂时停盘3小时,指数暴跌500点。2002年9月,欧洲期货与期权交易所的一名经纪人打算在德国法兰克福指数达到5180点的时候卖出一单期货合同。但是,他把指令错误地输入为卖出5180单合同,这导致市场大跌。5小时后,交易所才宣布取消这多出来的5179笔交易。2001年12月,瑞银华宝银行的一名经纪人原本应该以每股60万日元的价格卖出16股日本广告业巨头电通公司的股票,但他却以每股6日元的价格卖出了61万股。这给瑞银华宝带来了7100万英镑的损失。2001年5月,美国雷曼兄弟证券公司伦敦分公司的一名交易员在接近收盘时忙中出错,将一笔300万英镑的交易打成了3亿英镑,金额放大了100倍,结果英国金融时报指数瞬间暴跌120点,百家蓝筹股的300亿英镑市值化为乌有。为了回购原本不该卖出的股票,雷曼兄弟公司损失了500万~1000万英镑。【缺少答案,请补充】
1984年春夏之际,作为美国十大银行之一的大陆伊利诺伊银行曾经历了一次严重的流动性危机。在联邦有关金融监管当局的多方帮助下,该银行才得以过危机,避免倒闭的命运。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大陆伊利诺伊银行最高管理层就制订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信贷扩张计划。在该计划下,信贷员有权发放大额贷款,而为了赢得顾客,贷款利率往往又低于其他竞争对手。该银行的贷款总额迅速膨胀,但是,急剧的资产扩张已经隐藏了潜在的危机。与其他的大银行不同,大陆伊利诺伊银行并没有稳定的核心存款来源。其贷款主要由出售短期可转让大额定期存单、吸收欧洲美元和工商企业及金融机构的隔夜存款来支持。在20世纪70年代,该银行的资金来源很不稳定,在资金使用上也很不慎重。由于大量地向一些有问题的企业发放贷款,大陆伊利诺伊银行的问题贷款份额越来越大。1984年5月8日,当市场上开始流传大陆伊利诺伊银行将要倒闭的消息时,其他银行拒绝购买该银行发行的定期存单,原有的存款人也拒绝延展到期的定期存单和欧洲美元。公众对这家银行已失去信心。1984年5月11日,该银行从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借入36亿美元来填补流失的存款,以维持必需的流动性。5月17日,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向公众保证该银行的所有存款户和债权人的利益将能得到完全的保护,并宣布将和其他几家大银行一起向该银行注入资金,而且美联储也会继续借款给该银行。但这类措施并没有根本解决问题,大陆伊利诺伊银行的存款还在继续流失,在短短的两个月内,该银行共损失了150亿美元的存款。1984年7月,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接管该银行(拥有该银行股份的80%),并采取了一系列其他措施,才帮助大陆伊利诺伊银行渡过了此次危机。【缺少答案,请补充】
2008年10月20日,中信泰富发出盈利预警,称公司为降低西澳洲铁矿项目面对的汇率风险,签订若干杠杆式外汇买卖合约而引致亏损,实际已亏损8.07亿港元。至10月17日,仍在生效的杠杆式外汇合约按公平价值定的亏损为147亿港元。换言之,相关外汇合约导致已变现及未变现亏损总额为155.07亿港元。事件发生后,集团财务董事张立宪和财务总监周志贤辞去董事职务,香港证监会和香港交易所对中信泰富进行调查,范鸿龄离任港交所董事、证监会收购及合并委员会主席、收购上诉委员会和提名委员、强制性公积金计划管理局主席,直至调查终止,中信集团高层人士对中信泰富在外汇衍生品交易中巨亏逾105亿港元极为不满,认为荣智健应对监管疏忽承担责任,对中信泰富董事会讲可能进行大改组。
而中信泰富的母公司中信集团也因此受影响。全球最大的评级机构之一的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将中信集团的长期外币高级无抵押债务评级从Baa1下调到Baa2,基础信用风险评估登记从11下调到12;标准普尔将中信集团的信用评级下调至BBB待调名单;各大投行也纷纷大削中信泰富的目标价。摩根大通将中信泰富评级由“增持”降至“减持”,目标价削72%至10港元;花旗银行将中信泰富评级降到“沽出”,目标价大削76%至6.66港元;高盛将其降级为“卖出”,目标价大削60%至12.5港元;美林维持中信泰富跑输大市评级,目标价削57%到10.9港元。
除此之外,中信泰富的投资者纷纷抛售股票。一家香港红筹股资金运用部总经理表示:“此事对于在港上市的中资企业群体形象破坏极大,对于我们也是敲了一记警钟”。【缺少答案,请补充】
中信泰富“豪赌”酿成巨大亏空案例 2008年10月20日,中信泰富发出盈利预警,称公司为降低西澳洲铁矿项目面对的汇率风险,签订若干杠杆式外汇买卖合约而引致亏损,实际已亏损8.07亿港元。至10月17日,仍在生效的杠杆式外汇合约按公平价值定值的亏损为147亿港元。换言之,相关外汇合约导致已变现及未变现亏损总额为155.07亿港元。事件发生后,集团财务董事张立宪和财务总监周志贤辞去董事职务,香港证监会和香港交易所对中信泰富进行调查,范鸿龄离任港交所董事、证监会收购及合并委员会主席、收购上诉委员会和提名委员、强制性公积金计划管理局主席,直至调查终止,中信集团高层人士对中信泰富在外汇衍生品交易中巨亏逾105亿港元极为不满,认为荣智健应对监管疏忽承担责任,对中信泰富董事会讲可能进行大改组。 而中信泰富的母公司中信集团也因此受影响。全球最大的评级机构之一的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将中信集团的长期外币高级无抵押债务评级从Baa1下调到Baa2,基础信用风险评估登记从11下调到12;标准普尔将中信集团的信用评级下调至BBB待调名单;各大投行也纷纷大削中信泰富的目标价。摩根大通将中信泰富评级由“增持”降至“减持”,目标价削72%至10港元;花旗银行将中信泰富评级降到“沽出”,目标价大削76%至6.66港元;高盛将其降级为“卖出”,目标价大削60%至12.5港元;美林维持中信泰富跑输大市评级,目标价削57%到10.9港元。 除此之外,中信泰富的投资者纷纷抛售股票。一家香港红筹股资金运用部总经理表示:“此事对于在港上市的中资企业群体形象破坏极大,对于我们也是敲了一记警钟”。【缺少答案,请补充】
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风险案例分析
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曾经是一家大佬云集的对冲基金,比如有BSM定价模型的作者默顿等,LTCM公司的交易策略是“市场中性套利”即买入被低估的有价证券,卖出被高估的有价证券,简而言之就是基于统计做均值回归。1998年,金融危机降临亚洲金融市场,LTCM模型认为:发展中国家债券和美国政府债券之间利率相差过大,LTCM预测的结果是:发展中国家债券利率将逐渐恢复稳定,二者之间差距会缩小。同年8月,小概率事件发生,由于国际石油价格下滑,俄罗斯国内经济不断恶化,俄政府宣布卢布贬值,停止国债交易,投资者纷纷从发展中市场退出,转而持有美国、德国等风险小,质量高的债券品种。LTCM所沽空的德国债券价格上涨,做多的意大利债券等证券价格下跌,它所期望的正相关变为负相关,结果两头亏损。它的电脑自动投资系统面对这种原本可忽略不计的小概率事件,错误地不断放大金融衍生品的运作规模。到8月底,LTCM的资本降到了23亿美元,失去了年初时超过半数的股权资本。当时,LTCM的资产基数约为1070亿美元,杠杆比率已攀升至超过45倍,这是一个以任何标准来衡量都非常高的比例,更何况是在如此动荡的环境中。随着损失的不断增加,LTCM已越来越难满足保证金要求,需要更多抵押品来确保它能够偿还所有债务,但缺少高价值的资产用于抵押。不仅如此,LTCM还陷入了难于清算资产的困难境地。它的大部分资产在市场正常时期尚且缺乏流通性,难于出售,在一个衰退的市场中“跳楼大甩卖”。9月23日,高盛联合AIG、巴菲特出价2.5亿美金购买LTCM所有资产,并承诺注资40亿美金。巴菲特给了一个小时的响应时间,但遭拒绝。当天下午,为防止金融系统崩溃,14家银行在美联储的组织下,提出救助协议,注资37.25亿接收LTCM90%的权益以及控制权。9月28日,救助交易达成。LTCM合伙人丧失控制权,大部分人血本无归,甚至负债累累。【缺少答案,请补充】
15.案例:倒下的第一块骨牌之贝尔斯登的覆灭

在危机发生之前,贝尔斯登(Bear Stearns)一直是华尔街一家值得尊敬的标杆企业,作美国第五大投行,贝尔斯登在美国债券市场拥有数一数二的交易量,市场交易员曾经送给它一个称号——“聪明的交易者”(Smart Trader)。同时,贝尔斯登是一家严格经过市场净化的企业,素以风险管理健全、投资谨慎小心而闻名,号称“华尔街上分析、评估与控制风险最严格的公司”。华尔街董事长高层权贵圈层中,贝尔斯登公司最大个人股东兼执行长詹姆斯•凯恩(James Cayne)以正直、正派经营为大众所熟知。他倡导“一言既出,实现承诺”,因此,对待不守规矩的人,詹姆斯•凯恩在处罚之际绝不手软。

2008年3月,初春,贝尔斯登的财务状况令凯恩感到满意,他觉得心里踏实:他手上大约170亿美元的本金。即将发布的第一季度财报,更能让贝尔斯登在市场厮杀中获得被尊敬的资本。但意想不到的是,市面上开始听到谣言,说贝尔斯登面临流动资金的问题。超乎所有人预料的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来自市场做空者散布贝尔斯登面临危机的信息。

这又是一个“蝴蝶效应”。没有想到,一波滔天巨浪,竟始于“青萍之末”。

2008年3月13日,接任凯恩的新CEO 艾伦 • 施瓦茨 (Alan Schwartz)不得不拨通美联储的电话,向美联储搬救兵。他告诉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贝尔斯登“需要被拯救”,否则就要申请破产。3月12日早上,他接受记者访问时还表示公司的流动性状况良好,并不存在危机。而在这之前的一个周末,当时仍任董事长的凯恩离开纽约总部,还去了底特律参加一场桥牌联赛。看来贝尔斯登的确有些问题,但问题不至于严重到把公司毁了。当然,对市面听到的“谣言”,公司也没有迎头痛击。这是公共关系的失策。

对迫在眼前的灾难反应迟钝是贝尔斯登公司高层的通病。贝尔斯登既然给谣言击垮,170亿美元家底给人顷刻掠走,贝尔斯登超额流动性很快从 200亿美元下降到30亿美元左右。2008年3月14日,美联储决定通过摩根大通向贝尔斯特提供应急资金。2008年5月,摩根大通以总价约22亿美元收购贝尔斯登。

16.案例:中国银行河松街支行10亿元存款失踪案

2005年1月4日,东北高速公司在河松街支行对账时,河松街支行出具的该公司截至2004年12月31日电脑打印的银行对账单结果显示,公司两个账户应有存款余额近3亿元只剩下7万多元,其余存款去向不明。此外,东北高速子公司——黑龙江东高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存于该行的530万元资金也去向不明。与此同时,河松街支行行长高山也神秘“失踪”。东北高速随即向警方报案。

警方后来调查发现,此案10亿元资金涉及东北高速在哈尔滨河松街支行的两个账户中共计存款余额 2.9337亿元;东北高速子公司———黑龙江东高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存于该行的530万元资金;黑龙江辰能哈工大高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所存的3亿余元资金;黑龙江社保局1.8亿元资金;同时,东高投资存在大庆市农业银行的履约保证金2427.98万元亦被悉数卷走。事后查明,该行行长高山以跳票飞单的形式,利用高息获得巨额存款,在休眠期串通世纪绿洲系企业的实际控制人李东哲通过地下钱庄将超过10亿元的资金汇往国外,并顺利出境。

这次中行巨额资金被高山卷走主要利用了银行内部有一种叫“飞单”或“跳票”的融资手段。即用高息揽存的方法,把企业的大额资金套进指定银行,然后通过各种手段把固定期限的存款划转到另一家企业的账户上使用,到期限结算时再把本金连同利息“回笼”,从而完成一次交易。一般贷方只需将钱以“活期”形式存入指定银行,然后自己拿着高息承诺的存款凭据。贷方惟一的“代价”是要签一份书面文件,并加盖法人印鉴和本单位支票专用印鉴,承诺一年的“休眠期”之内不得支取这笔款项。

按照知情人士说法,持有大量资金的企业高管人员将资金存入河松街支行,私下必然有利益交易。客户将存款户开到该支行后,将被许以好处。即一些银行吸引大量资金后会将一部分资金体外循环,派生高利给当事人回扣。包括东北高速在内的多家企业,将账户开在河松街支行后,运用支票的形式将资金转移到河松街支行的账上,然后通过背书转让或者其他转账方式转至其他账户用作它途;

同时,河松街支行向企业出具虚假的存款凭证和对账单,维持资金仍在企业的中行账户上的假象。但正是这一年的“休眠期”使李东哲和高山有了充分的时间去转移这笔资金。

20.案例:中航油期权交易巨亏事件

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航油)成立于1993年,自1997年开始由陈久霖掌舵分管。在陈久接手管理之后的六年间,中航油在新加坡上市,净资产从16.8万美元增至1.28亿美元。中国进口航油几乎 100%来自中航油的海外收购。由于贸易额巨大,中航油于 2002年开始进行石油期权交易。

刚开始中航油只是赚取期权交易中间商的佣金,不涉及投资风险。但这并不能满足于中航油的野心,于是中航油很快就开始尝试投机性石油期权交易。2003年二季度,中航油预测石油价格将上涨,因此买入到期时间为第三季度的看涨期权来防止采购成本的增加,同时卖出看跌期权收取权利金。结果油价果真如预期上涨,中航油因持有看涨期权,成功以较低价格采购石油,同时卖出的看跌期权到期没有被行权,赚取了一笔权利金。

2003年10月份,陈久霖判断油价将会在下半年开始下跌,甚至会出现跌停。

因此,中航油在该价位进行做空,具体操作是卖出石油看涨期权同时买入看跌期权,其中小部分仓位是通过伦敦石油期货市场进行交易,大部分则是通过柜台期权市场交易,对手方包括高盛商品部(J.Aron 公司)、三井能源风险管理公司和巴克莱资本等。但这一次,陈久霖油价走势判断失误,进入2004年之后,国际油价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不断上涨,公司损失越来越大。如果按照期权合约约定的条款进行履约,2004年4月份期权到期时,中航油应承受580万美元的亏损。

如果当时中航油的管理层能够认识到投机交易的风险,及时止损,这时候的亏损额度还是在公司可以承受范围内的。然而,中航油并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判断而平仓出场,陈久霖迷失在自己的赌性中,与交易对手方达成期权重组协议,将到期时间后挪,并且为了提升整体持仓的价位,增加反亏为盈的可能性,中航油多次选择加仓。随着油价上涨,中航油的空仓却越加越多,公司需要支付的保证金也越来越多。

2004年10月26日,当中航油因现金流不足而无力承受持续增加的保证金时,交易对手方之一的三井能源风险管理公司开始逼仓。这时中航油才被迫不得不在高价位上实行部分斩仓,账面上的浮亏开始转为实际亏损。2004年11月29日,中航油在新加坡申请停牌,第二天公告显示已经亏损3.9亿美元,潜亏1.6亿美元,合计5.5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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