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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完全意义上的中国红色动画电影有五部——《红军桥》(1964)、《小号手》(1973)、《小兵张嘎》(2005)、《闪闪的红星》(2007)、《西柏坡》(2011)。在计划经济时代,《红军桥》和《小号手》作为中国动画辉煌时期的短片,其“政治正确”也就是能被“放映统销”的保证,可谓市场无虞。但近几年,国内市场如火如荼,中国动画却总体不振,而三部红色动画长片也遭遇市场之殇。 《小兵张嘎》创作风历时6年,近10个省市的动画公司、约600人参与制作,在剧组资金最紧张的时候,北京市委宣传部、电影局等单位伸出了援助之手;在声音合成期间,于蓝、郑洞天、姜昆、李琦等演艺界名人纷纷义务配音,不取分文。影片投资1200万,导演孙立军希望可以做到两个亿的产业回报。但无论各方如何慷慨相助,这部不遵从“市场规则”的影片不得不处于一种“雪藏”的状态,尽管导演认为“老少咸宜”,可以“三代人一起看”,但发行部门给投资商的论证中说:“这个动画片不可能收回成本。”至今无缘影院。 《西柏坡》是广电总局纪念建党90周年唯一一部献礼动画片,影片宣传说:“在国外动画电影大片《功夫熊猫》等充斥着中国市场的时候,《西柏坡》用动漫的形式为大人和孩子上了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让儿童更多地了解党史以及西柏坡在党及中国革命进程中的重要地位。”“是一次将红色文化教育、红色旅游经济与新的传播方式融合的大胆尝试。”但《西柏坡》却“生不逢时”,上映时“无奈”被《功夫熊猫2》《加勒比海盗4》及《速度与激情5》等众多好莱坞大片“围追堵截”,主要是以学校包场为主,票房很不理想。因为市场的落败,这部兼有政治使命和振兴地方经济使命的动画,最终成了投资方的一厢情愿。 2009年《建国大业》开拍时共有170多位明星接力演出,创下4亿多元票房,为主旋律电影树立了一个标杆。暑期档前期韩三平又把这种模式复制到了《建党伟业》,明星人数也达到100多人,票房也达到2亿多元。这种营销模式成为了主旋律影片的一大参考。 但大制作的主旋律影片在经历了《建国大业》4亿多元的疯狂、《建党伟业》2亿多元的辉煌后,为什么到了《辛亥革命》却遭遇票房仅5000万元?成龙主演并担任总导演,导演是拍过《走向共和》《大明王朝1566》等著名电视剧的张黎,赵文瑄、孙淳、李冰冰等联袂主演,《辛亥革命》主创阵容着实不弱。虽然没有上百个明星,但这些演员个都是实力派,上亿的投资仅换同一半的票房,这一票房滑铁卢让人费解。 其实,大制作的主旋律电影的全明星组合模式,早在《建党伟业》上映之时业内就有专家提出担心。一影评人表示:我不反对主旋律影片商业化,甚至都敢于认同其走青春偶像剧的路子,毕竟消解了以往主旋律电影脸谱化的枯燥与沉重,最大限度地拥抱了观众,回归了电影应该有的价值魅力。但是,我对《建国大业》式主旋律电影到底能走多远还是充满担忧。从《建国大业》到《建党伟业》,运作模式太过单一,无非是明星大腕撑场、燃虐史,吸引好奇的观众掏钱到电影院去“数星星”。但好事不过三,若等到下一个大制作还来反复这种游戏的时候,观众会不会感到腻味? 从《建国大业》到《建党伟业》的票房缩水就可见一斑,而《辛亥革命》的票房跳水,是市场在警告中国电影人,不可再用这种游戏模式来玩水。【缺少答案,请补充】
从2004年到2011年,是我国农业发展极不平凡的八年。这八年,我国粮食总产量持续增加,跨上了11000亿斤的新台阶,创下历史新高。这八年,我国农业机械化保持快速发展势头,2011年农机总动力达到9.7亿千瓦,播种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54.5%,比2003年末增长了22个百分点,相当于之前30年的增幅总和,速度之快前所未有。 农机化是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农民生活水平、农村生态环境的重要途径。“十一五”期间,湖北省南漳县农业机械化工作在各级领导的正确领导和指导下,紧紧围绕服务“三农”,促进农业增产增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南漳县在发展农机化事业方面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与现代农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比,与发展低碳经济的标准比,还存在着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亟待解决。一方面,机手素质普遍偏低,不仅在理论操作上,还表现在安全使用上;另一方面,农机科技推广服务体系不够健全。 鉴于此,有专家认为,科学管理和服务水平上的落后,以及部分农民发展农业机械的积极性不高,是造成我国农业机械化水平不高的罪魁祸首。 2. 无论电视电影,还是新闻图片里,国外农场高度机械化操作的情景,往往令人印象深刻。中国作为一个传统农业大国,农业机械化迫在眉睫。 2011年12月28日下午,在浙江省农业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浙江省农业厅副厅长、新闻发言人赵兴泉就农业机械化发展情况作了详细的介绍。 赵兴泉介绍说,在农村劳动力加快向城市、非农业转移的大背景下,用工荒、雇工难、成本高已处于常态。稳定粮食生产,保障粮食安全,“减人、增产”已成为浙江省农业发展一条现实、必然的路子。据资料统计,目前,浙江省拥有1900多万亩的粮食播种面积,粮食综合机械化作业率为64.8%,相当于替代了210万青壮年劳力。另据浙江省政府发布的《关于提升发展农业机械化的意见》显示,到2015年,浙江省水稻、小麦等主要粮食作物全程机械化率将达到70%以上。 《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二五”规划》发布后,2011年9月28日,农业部发布《全国农业机械化科技发展“十二五”规划》《全国农业机械化教育培训“十二五”规划》等五个专项规划。这五个专项发展规划分别以农机化科技、农机化教育培训、农机化技术推广、农机试验鉴定和设施农业等五个领域为对象,总结“十一五”发展规划主要成就,分析了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明确了未来五年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和重点任务,提出了实施的保障措施。五个专项规划与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二五”规划配套衔接,丰富、细化了“十二五”规划的内容,进一步增强了全国农业机械化“十二五”发展规划的针对性和指导性。 3. 自2004年《农机化促进法》公布实施以来,农机购置补贴等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不断加大,农机购机用机积极性高涨,农机保有量大幅度增长,农机作业水平显著提高。农业机械化的快速发展,为提高我国粮食生产能力、保障粮食生产安全、夺取粮食“八连增”提供了有力的装备支撑,做出了重要贡献。 农机维修服务是农机服务业的重要内容,是确保农机使用寿命和使用效率的重要一环。长期以来,农机上重购买与使用,轻维修和保养的问题非常突出。十几万二十几万购买的大型农业机械,维修时仍然采用自己维修的方式进行,哪里坏了修哪儿,保养根本谈不上。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各级政府对发展农机化机械化的投入和重视不足。 农业部副部长张桃林在农业部召开新中国农业机械化发展60年座谈会指出,回顾和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机械化发展历程。我们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从中国国情出发,坚持走“农民自主、政府扶持,市场引导、社会服务,共同利用、提高效益”为主要特征的中国特色农业机械化发展道路。【缺少答案,请补充】
统计显示,目前我国农民工总数已经增长到近2.6亿人。中国城市化进程正在加速,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也在加速。但城乡二元结构的束缚,给春运带来很大压力。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到2011年底,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6%,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这其中包括了农村进城人口,但这部分人没有被纳入城市社保体系。他们的户籍仍在农村,有承包地,有宅基地,有粮。用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的话说,他们“被城镇化”了。如今,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仍然流动在故土和打工城市之间,仍然在为一张春运火车票而苦苦守候在寒风里。要真正解决“春运难”,就是要让农民工从“候鸟式”的来回迁徙过渡到在城市定居下来。 观察春运难,除了审视城乡二元结构,也得不审视区域发展不平衡。一名在广州打工的农民工在网上留言说:“我没票回家,虽然家里已经准备了几个姑娘相亲。”“她希望在西部的家乡能发展起来,自己早点返乡就地打工。”如果国家努力实现经济布局的均衡化,在每500公里左右的半径形成几个城市构成合理的经济中心区,迁徙式的务工大潮就会平息,“一票难求”也将不复存在。”中国城郊经济研究会名誉会长包振表示,如果资源仍过分集中于“北上广”地区,春节火车票只会越来越难买。 心安之处即故乡。帮助农民工扎根城里,在哪里过节都有家的感觉。那时,回老家就只是一个选项,而不再是唯一选择。【缺少答案,请补充】
2010年2月1日央视《新闻1+1》栏目《我们要进城》文稿摘录: 主持人(李小萌):新生代农民工已经不是个新话题了,但是今年在中央“一号文件”当中,它第一次被提到。今天我们就要关注他们,关心他们。 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出生于80年代、90年代,这是从年龄上对他们进行一个界定。那么和父辈相比,他们本质的区别究竟有什么?听听岩松的观点。 白岩松(评论员):从年龄上看,大多在20到30岁之间,跟父辈很重要的一点区别是父辈是第一批进城的,过去没有,所以《陈奂生进城》那部小说会在80年代引起那么大的轰动。因为他们进入城市的时候,想的还是自己的老母亲、老父亲和自己的孩子。所以,他们的就业是生存型就业。 主持人:省吃俭用,钱要省回去。 白岩松:省吃俭用,吃一切能吃的苦,因为吃苦习惯了。但是80后和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一出生就在改革之后,对城市并不陌生,要么从父母那儿得到很多的信息,甚至礼品,过年带回来的东西;要么在城市里待过一段时间,另外几乎不会种地,还有很重要的点,由于国家对义务教育的关注以及希望工程的重要补充,他们基本上初中毕业,甚至有相当一部分人高中毕业,因此有一定的文化。另外,在精神的需求方面,远远超过他们的父母,他们赚钱就业已经变成了发展型就业,主要为自己,相对来说,没有像父辈那样更多地考虑在农村的家里头,精神需求又很大,另外对公平格外在意了。 主持人:怎么理解“公平格外在意”的? 白岩松:因为当初他们的父母进入城市的时候,由于是生存型的就业,所以只要是能挣着钱,什么都能够吃。这种苦包括歧视,包括即使有很多门槛,甚至他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我好像就是不能有户口,不能有户籍,我好像就是要拿低工资…… 但是这一代不同了,新生代农民工天然开始有一种公平的需求。他觉得,我也应该有这样一个空间。有一个数字显示,新生代里头,手机的拥有比例高达72.9%,绝大多数通讯方式都很现代化。他们对通讯是相当了解的,因此对公平有很高的期待。 主持人:现在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当中,确实有一些困境。比如说说回到农村,他们不像父辈那样对农村那么依恋,那么熟悉了,进入到城市,又有各种各样的门槛在那里,这些困境如何形成? 白岩松:这是最大的一个挑战,也是他们与父辈之间最大的区别。因为父辈的那些人是“生存型”打工,他们的牵挂都在农村,孩子在那儿,父亲母亲在那儿,所以买农舍粮食要送回去。但是这一代不同了,这一代人因为出来的时候就打算自己去发展,恐怕相当多的人不打算回去了。有一个数据显示,75%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他们属于工人群体,他们已经把前面的“农民”两个字淡化了,定位为“产业工人”。仅有8%的人认为,自己还是农民,这是一个相关的调查。我们再看一下个,27.4%,超过四分之一的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在务工城市买房成新的“房客”,在那儿住了。超过二分之一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只要干得好,愿意待下去,待多长,取决于干不干。真正在干几年回家,或者想尽快回家的加起来只有不到两成,这就是现实。 主持人:我们看到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中有一定的困境,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的是为他们将能做些什么,我们能改变一些什么? 白岩松:2008年,在沈阳,几个从山东来的青年农民工第一次过平安夜。其中一位唱,城里人都喜欢过圣诞节,我们也要赶个时髦。2009年,天津首届建筑行业农民工歌手大赛,一位来自邢台的23岁小伙子,报名的参赛曲目是《You are ready》,一首很流行的奥运歌曲。小伙子说,自己从小就爱听流行歌,生日时他特意买了部MP3,每天收工回到家,都要听着歌入眠。“每天能去K歌,泡吧消费、上网听歌、聊QQ……那种生活才叫High。”这是一位90后农民工对幸福生活的解读。另一位因金融危机暂时回乡过年的农民工则淡定地说:“我们都会出去的,过不了几天,大家就会想念城市的霓虹。” 的确,城市的霓虹灯是每一位新生代农民工来到城市后吸引他们的。如果这些东西通过辛勤的劳动是可以得到的话,另外有一些东西却似乎有些遥不可及。两天前,《广州日报》的一篇报道《农民工二代渴望扎根城市》,报道了一位名叫邵帮的农民工,在她28岁的生日中,前14年她在四川老家做留守儿童,后14年一直在深圳打工。如今渴望在深圳安家立业的她遇到的问题是,如果孩子留在深圳读书,没有户口,只能让孩子返回老家读书,又担心孩子重蹈他们的覆辙,成为二代留守儿童,对成长不利。 生活在城市,她又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市民的权利,这就是他们的困惑。第一代农民工如此,第二代农民工同样如此。不同的是,农民工二代在行为方式上已经迥异于他们的父辈。 去年,两位河南小伙子的惊人之举,让人们见识到了80后农民工维权意识的觉醒。孙中界,在上海打工第二天遭遇“钓鱼执法”,愤而“撕指明志”,张海超肺腺癌申请证明自己是在工作过程中患上尘肺病。他们的名字都被新华社选入了“2009热点人物扫描”。 事实上,就业、求学、维权的艰难背后都是横亘在城乡之间的户籍障碍。尽管一些城市已经尝试着放开了户籍限制,然而对于数量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来说,供需之间的矛盾依然巨大。于是,融入城市的渴望也难以平息的面目显示出来。 曾经在火车上一哄而起的湖北80后农民工小王,他的几篇文章《坚决不娶城市女》《做市民不如做农民》《农校学生千万别读大学》,极力炮轰城里人。然而,如果跳出这几篇用极端的语言,仔细阅读他的博客你会发现,这个80后农民工和其他城市的同龄人一样知道韩寒,甚至海德格尔,熟悉当下各种流行用语,对时代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 据了解的记者说,小万是个充满矛盾的人,他带着复杂的感情来到城市,始终不适应城市,也始终不肯背离。他用博客炮轰城市人,但面对城市人,他却是自小的。像城里人一样工作、上学,有城市的归属,被城里人尊重,这就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愿望。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回应着这样的需求。 主持人:今天我们节目的标题是《我们要进城》,进城为什么这么难?不妨来回答。 白岩松:我们先说一个小小的细节,先不去谈大的政策,刚才那个片子里面只有两年轻人的发型,让我印象深刻。看他的头发是黄颜色的,而且显然也经过了处理。我们现在做一个假设,他们家来了,然后就去农村继续生活、种地,他的头发的颜色会慢慢褪下去,重新变黑,黄颜色会消失。有一天他不会再觉得怀念原来的生活,因此选择怀念城市的生活,那个时候他怎么办?显然农村拴不住他的心了,因为他已经改变了,让他再回去很艰难了。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城市变成了个人要发展的一种因素,而且不背负太多的包袱。 主持人:就像当年土地拴着他们的父辈一样,他们情感的牵挂现在在城里了。 白岩松:但是现在,城里已经牢牢地拴住他们。因为只要你还去,就很难说回去之后不再来了。我觉得这个诱惑就这样具体地摆放在他们的面前。 主持人:这些年,都在说要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解决农民工在城市当中各种保障的问题、子女就业问题、子女就学的问题等,但似乎并不那么容易。 白岩松:关注是一个问题,真正落实了、已经彻底解决了是另一个问题。的确,关注度够高。 今天上午我们专门听了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央农办副主任陈锡文的新闻发布会。其中有很多关键的一句话:我们还没有做好相关的准备。什么相关的准备没有做好呢?是口号吗?是大家的心态吗?不是,是相关的政策,还有很多的堵墙在那儿。比如说户籍问题,指望他们都进大城市很难,可能要进中小城市,尤其以县域为主,但是这个户籍问题能解决吗?说是求学,将来他们的孩子要生在城市里了,第三代、第四代可能就是城市里头的人,他们怎么上学呢?是去郊区找一个农民工的学校,还是真的能跟其他孩子一起?另外,费用又会是怎么样样的公平怎么去解决呢?我觉得这迫切需要相关政府尽快地接触、否决的话,他们会面临更大的挑战。欲望越强烈,如果有埋藏着了阻碍,产生的反弹给他们的压力和痛苦就越大。 主持人:那么新生代农民工他们的去向是不是只有一个方向,就是城市?比如我最近在四川采访,我也看到,在城市已经打工十年的70年代末年的年轻人,他恰恰选择回到自己的家乡农村去创业。选择养猪,选择了种粮,因为他们提供了更好的条件。他给我算了一笔账,以前在城市打工,一年可以挣一万块钱,现在回到农村,既可以照顾家里的老少,一年还可以挣六七万块钱。 白岩松:但是很关键的一点,他一定不是按照原来农村养猪的方式在养猪。 主持人:对,你说对了。 白岩松:他一定有一种现代化经营的这样一种理念;拥有新的技术,包括可能更新体力,甚至雇用其他人让他的人让他产业发展。现在有两个事情必须考虑,我不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将来百分之百都要进入中心城市包括大中城市,这不可能。我觉得农村城市都有公平的政策和待遇,让他们自主地去做选择。城市里要防什么呢?我特别注意到农业部在《人民日报》上发的一篇文章,而且是关注“90后农民工”,不光是关注80后的。 主持人:我们把报纸展示一下。 白岩松:是给长皱纹的,这里头有一点是很讽刺的。他说将来城市里头,可别形成如国外某些国家那样的贫民窟。他们进了城市里头,但是各种政策没有给予他们开放和平等的空间,他们只能在城市的乡村生活,然后形成了一个贫民窟。这是他所担心的。 一方面,农村人要解决他们愿意回来,不是让他们回来是因为城市的待遇下去了才不得不回来,而是有吸引力要回来。什么呢?将来的农业一定不是靠每一个人面朝黄土背朝天,可能是产业化的。就像刚才说的新型农业、养殖业等。他回来之后一算账,我在城里辛辛苦苦,我还要不要妈在一块,挣的钱还比他们少,我干吗不回来呢?要用诱惑力吸引他们回来。可能我们现在更加关注的是进城如何给他们公平的待遇,但是如何在农村产生吸引力,是一个硬币的另一个方面。 主持人:新生代农民工,我们想到的是,在制度上、政策上的改变,改变他们城市生活中的一个状态。但是在2010年“一号文件”当中,这样的一个概念就这么重要地提及了,对于更大范围的整个社会人群,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是不是都意味着某种改变? 白岩松:我觉得要做好迎接准备,每个人都要做好迎接的准备。很具体,当你孩子的学校跟新一代农民工的孩子在一个班,甚至同桌学习的时候,你不会去找班主任要求调座;如果转换一种心态的话,你可能感到高兴,他可以和这样的孩子在一起,可以去学到很多在城市学不到的东西。新生代农民工在成长中可能是留守儿童,突然到了城市里头,他们不像父辈那样能吃苦,有时候会出现高犯罪率,这个时候社会怎么办?另外,他们的心理需求和精神需求更大。在他们这代人打工的时候,如何满足他们的心理、生理的需求,以及精神方面的需求呢?如果还是白天机器人、晚上木头人,没有任何精神需求,他们会疯了的。所以这两点也要去注意。【缺少答案,请补充】
1. 1978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平均达到9.8%(人均GDP年均增长率超过8.6%),是世界同期经济增长速度的四倍,经济规模在30年内翻了两番。2010年第二季度中国GDP总量超过1.33万亿美元,中国总贸易总额超越日本跃居世界第二。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是世界第二大外汇储备国和第二重要资本输出国和重要资本输入国。2010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比1978年增长144倍。外汇储备1978年仅有1.67亿美元,目前已突破3万亿美元。1998年-2008年,中国大学入学率平均每年增长20%,是同期中国GDP增长两倍的两倍。中国大学在校生规模世界第一,高等教育规模世界第一。中国高铁创造了每小时480多公里的世界最快速度,中国的天宫项目正在加速研制中,中国的天河一号计算机也是世界运算速度最快的。中国载人潜水器“蛟龙号”成功深入5188米海底,创造了中国载人深潜新的历史。“神舟八号”与“天宫一号”交会对接成功,为中国突破和掌握航天器空间技术奠定了基础。 我国“十五”的主题和主线是要贯彻科学发展观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国家“十五”规划中确定的经济发展速度是7%,之所以这样做,就是要把工作的重点放在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上来,就是要把发展和所得的成果用在民生上来。多位全国人大代表表示,7%只是一个预期性目标、指导性目标,如果各地在实际执行中缺乏严肃性和执行力,国家“十五”规划提质增效的目标就会落空。因此,需要在政绩考核等方面提出硬约束,要求一些地方淘汰GDP考核,进一步严格节能减排、保障房建设等指标考核,来约束一些地方片面追求发展速度的行为。 日本大阪大学一名经济学教授,那些提出中国应当放缓发展节奏来解决社会问题的主张有失偏颇,因为这无疑是慢下来就能解决的问题,不能把个别行业的问题视为整体社会发展速度有问题。毕竟在中国各方面建设及国民生活水平与发达国家仍有巨大差距的时候,中国社会保持快速增长是一项难能可贵的事情。而对于为“失速”而担忧的西方国家来说,“中国速度”成为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发展动力。“中国人面临的问题正是欧洲人梦寐以求的,法国《费加罗报》曾以此为题刊登过一篇社论,一名经常往来于中日两国的日本商人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上世纪80年代,在北京办理一些商务手续最快也要3个月的时间,现在中国人的速度已经跟上了世界步伐,还出现了各种代办公司,几天就可以拿到所有手续。这种快节奏的生活还能创造出很多行业,比如快递公司、快餐馆等,让在北京生活的人们感到非常方便。’” 2.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各地城市建设速度不断加快,工程数量激增,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然而近些年,建设工程领域事故频出,工程质量和服务问题也日益突出。 2011年6月30日,被称为“世界最长跨海大桥”的胶州湾大桥正式通车。通车5天后被曝出桥上很多螺栓没拧紧,有些地方还没安装隔离护栏,一些照明设施也安装不到位。相关负责人表示,因为赶着竣工通车,所以来不及把这些工作都做完。2011年7月8日,有着“亚洲第一桥”之称的京沪高铁南京南站开始不到10天,其北广场有数千平方米被铺设施工人员全部敲碎,拟重新铺设。该施工单位有关负责人解释,因为要赶在“七一”前通车,其北广场原先铺设的砖成为“临时设施”,如今碎砖覆盖正是为了确保工程质量。 2011年7月15日凌晨,杭州钱江三桥北岸南滨江转盘处不翼而飞(时称断臂),右侧车道部分桥面突然塌落,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钱江三桥1993年动工建设,1996年竣工,1997年3月通车。在通车验收时已发现桥面有一些裂缝。专家认为这些裂缝主要是修桥时灌浆不合格造成的。工程验收后施工单位“合格”,之后维修不断。2004年4月,钱江三桥开始实行禁止外地货运机动车和市区8吨以上大型货运机动车通行的交通管制措施。但大桥上的监控显示,仅2011年1月1日至7月15日,上桥的车辆中超过30吨的货车就有17593辆。一位货车司机也向记者坦言:我的车载货量达34吨,这次载的货有100吨左右。从拱康路到萧山,走钱江三桥更快也更近,可赚到1000多元,如果不走钱江三桥,就得绕城多跑几十公里,只能赚到300多块。就在事故发生前一天下午,交通部门已布置修桥事宜,交警的封道方案也已以文件的形式下发,就等着7月15日上午封道修桥,但是15日凌晨,19辆偷偷上桥的大货车就压垮了引桥右侧车道部分桥面。 按照规划,2011年全国计划开工1000万套保障房,各地2011年10月底前要全部开工。截止到2011年5月底,全国整体开工量仅为全年计划的三成。到7月初,许多省份传出保障房建设“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喜讯。全国城镇保障房和棚户区改造住房已开工建设721.8万套,开工率为72%,而辽宁、山西两地的开工率已达到九成左右,而更突出的陕西省,除计划内的790个项目外,还超计划开工9个项目。有关专业人士指出,建设进度申报,一些地方政府保障房项目供地偏远,配套设施缺乏,可能导致今后保障房空置现象的出现。一些地方政府保障工程质量问题也出现了些问题。例如,2011年4月,广西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网站披露20个保障房项目就发现诸多问题,如广西思良1000套廉租住宅楼工程4号楼4号栋,钢筋合格证明文件均标识为铜制产品,而现场使用的却是柳钢产品;思良2010年度廉租住宅楼工程B栋2号楼的四层柱直径为12mm的HRB335钢筋使用了不达标“瘦身钢筋”,抗拉强度、屈服强度和重量均不合格。此外,个别工程的水泥配合比设计使用标号为42.5的水泥,而实际使用标号为32.5的水泥。内蒙古包头石拐矿区改造项目“民馨家园小区”,是包头专门为解决采煤沉陷区居民住房问题重点打造的一项“民心工程”。2010年刚刚交工入住就出了问题:500多户居民家中墙体开裂,墙皮起砂脱落,墙面水泥砂砾像土块一样,一使劲就能抠掉。【缺少答案,请补充】
2013年1月1日,被称为“史上最严交规”的修订版《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和《机动车登记规定》正式施行了。元旦期间,新交规中的“闯黄灯扣6分”一项引发车主及网民集体吐槽。 公众对闯黄灯新规的批评和质疑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难以操作,有网友直言其“违背了牛顿第一定律”,因为行车有惯性,根本无法做到看到黄灯就刹住车;其二,很多地区绿灯并无倒计时,见黄灯亮起紧急刹车易引发追尾;其三,黄灯本就是一个缓冲区,“闯黄灯”就罚款让黄灯规则设疑;其四,由于担心闯黄灯被扣分,司机在“绿灯恐惧症”下会提前减速慢行,加剧了本就严重的城市拥堵;最后,此规定可能违法,因为按法律规定,黄灯为警示,红灯才是禁止,按闯红灯处罚闯黄灯涉嫌违法。 与此相对,相关部门在元旦后公布了假期的交通事故率呈现大幅下降的数据。 人类在进入汽车时代之后,享受到交通快捷所带来的便利,也同时被交通事故所困扰。仅在我国,每年因交通事故而死亡的人数,就高达6万,受伤人数更是在30万之巨。至于交通事故所造成的直接财产损失,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隐性损失,则是一个难以估量的天文数字。由此可见,控制交通事故发生举足轻重,而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人人都能遵守交通规则。 从“史上最严交规”的具体规定来看,对各项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加大,乃是出于遏制交通事故,提高违规门槛的角度,符合从严处罚交通违法行为的社会潮流。此前“醉驾入刑”实施后,就成功将醉驾、酒驾行为大幅度降下来。其挽回的生命和社会财富,也是难以计数。针对各类“中国式”马路现象,新交通倡导的交通文明无疑是进步的,践行公共文明,需从每一个细节入手。【缺少答案,请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