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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5-1】多学科团队协作挑战疑难病例诊治 李某,男,27岁,发现自己左大腿上长了一个肿物,辗转求医治疗无果。随着肿瘤越来越大,加上重度肥胖(体重达400斤),麻醉和手术风险极高,患者多方打听之下,求治于某三甲医院骨肿瘤医疗团队。为确保患者安全,骨肿瘤团队术前邀请麻醉科及手术室护理组、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心血管内科等相关专科进行多次会诊,并进行术前讨论,主要围绕心血管系统评估、麻醉方式选择及术中麻醉管理、手术体位、手术切口规划、术中出血及休克应急处置、术后气道管理、快速康复和专科护理等难题逐一沟通,并制定个性化诊疗计划和应急预案。同时,与李某本人及家属充分沟通手术方式的选择及可能的麻醉风险,取得患方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手术室医护团队还为患者量身定制了专用手术床。术中多学科团队根据术前充分沟通制定的诊疗计划默契配合,顺利切除了患者的肿瘤。术后手术医生、麻醉医生、病房护理人员等共同访视患者,观察术后镇痛、生命体征变化等情况,确保患者顺利度过术后危险期,并顺利康复出院。骨肿瘤医疗团队结合病理结果进行疑难病例讨论,随时给予患者康复指导。医院通过微信公众号对案例进行介绍,分析了李某所患疾病的类型、症状、预防和治疗方法,对社会公众进行相关疾病知识的科普宣传。 问题:针对疑难危重病例,多学科医疗团队如何以患者为中心进行有效沟通?
【案例6-2】急诊医患沟通 王某,男,65岁,因胸痛7小时到医院急诊就诊,患者既往有糖尿病病史。急诊值班医生李某通过初步问诊及体格检查、心电图及抽血等检查,诊断其为急性心肌梗死,建议尽快做心血管介入治疗。患者说:“为什么不直接给药物治疗呢?听说介入费用很高,而且还有很大的危险。”李医生耐心对患者解释说:“目前您已经确认是急性心肌梗死了,就是说您的心脏血管不通了,必须尽快疏通,否则就会有生命危险。目前我们的介入手术已经非常成熟,安全性很高。另外,介入费用大部分可以从医保支付。您要求药物保守治疗,我们也非常能够理解,但是药物溶栓需要在6小时之内,现在时间已超过6小时,不适合保守治疗了。目前请您尽快通过介入来疏通血管,虽然介入有一定的风险,但是我们会尽力来做好这个手术,请您放心。我们将要尽快启动医院急性心肌梗死的绿色通道来帮助您办理各种手续。”通过李医生的耐心解释,患者及家属同意介入手术并签字。通过医院绿色通道迅速转入心血管介入室,心内科医生给患者做了急诊的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住院1周后,患者病情稳定并出院。王某在出院时特地到急诊室感谢了李医生:“李医生,谢谢你,你是个好医生,要不是你,我可能就没命了!”【缺少答案,请补充】
蔡某某,男,1岁1个月,以“发热2天、呕吐伴抽搐1次”为主诉就诊。2天前患儿无明显诱因出现发热,体温最高39.3℃,口服“退热药”后体温可降至37℃左右,但4~5小时后又复升。半天前患儿出现抽搐发作,表现为双眼上翻,头偏向左侧,呼之不应,左侧肢体强直抖动,无口吐泡沫,无大小便失禁,持续3分钟左右抽搐缓解,测体温39.8℃。2天来精神反应逐渐变差,嗜睡状,阵发性烦躁哭闹,仍反复发热,喷射性呕吐。为进一步诊治,昨日来我院急诊就诊,以“抽搐待查:中枢神经系统感染”收住院。既往体健、无类似疾病史,生产史、喂养史、生长发育史及家族史无特殊。父亲34岁,公务员;母亲33岁,小学教师。入院时体温39℃,脉搏145次/分,呼吸35次/分,血压85/50mmHg。嗜睡,精神差。前囟1cm×1cm,饱满,咽部充血,双肺呼吸音粗,未闻及干湿啰音。心音有力,律齐,各瓣膜听诊区未闻及异常,肝脾肋下未触及。神经系统查体:颈项强直,肌张力稍高,膝反射正常,克氏征及布氏征阳性,双侧巴氏征阳性。外周血白细胞计数18.40×10⁹/L,中性粒细胞百分比79.4%,C反应蛋白升高。该病例特点为:婴幼儿,起病急、进展快、病情危重。主要症状表现为:发热、抽搐、意识障碍、颅内压增高、脑膜刺激征阳性,血液检查提示细菌感染,拟诊“细菌性脑膜炎”。为了进一步明确诊断,需要行腰椎穿刺术,测颅内压的同时做脑脊液检查。脑脊液常规生化结果证实了细菌性脑膜炎的诊断,脑脊液病原体核酸检测显示流感嗜血杆菌序列数高。使用头孢曲松治疗3周后出院,随访半年无后遗症。从入院到孩子康复出院,家长经历了一连串的打击与刺激:既想不通孩子为什么会得这种病,也不愿意相信孩子真的得了这种病;既担心究竟能不能治好,又焦虑治疗需要多长时间,费用是多少。【缺少答案,请补充】
1. 急性危重症患者 该类患者大多病情发作突然,进展速度较快,不容在转运、接诊、评估及处理过程中有所耽搁。其中部分患者由目击者或亲友同事等相关人员送至医院,转运过程中难以做到专业化救护,不排除有二次伤害的可能。加之送诊者对患者病史及具体发病情况知之甚少,无法详细描述发病状况以及往诊疗经过等重要信息,使得对此类患者准确的信息收集、全面的病情评估及快速的明确诊断都变得异常困难,医患沟通往往陷入被动。部分患者由120急救车转至医院接受进一步规范诊治,进入医院急救环节之前,患者信息收集主要停留于院前生命体征维护等基础层面,但对患者的既往病情、整体评估、动态进展、预后方向等方面难以做到全面系统掌握。还有部分急性危重症患者为医院间转诊患者,在对接过程中极易造成信息不对等、病情解释不到位、认知及理解偏差、患方期望值过高、前期认知固定化等不利因素,从而触发后续良性医患沟通构建中医患双方矛盾重重、沟通及理解方向相背离。 2. 需急诊手术或有创干预的急性危重症患者 该类患者多为重大交通伤、爆炸伤、坍塌挤压伤、高处坠落伤、急腹症等,而患者及其家属对急性危重症突发、手术干预、风险意外等,无法快速接受和全面认知,从而给医患沟通的顺利开展带来极大困扰。 3. 短期内无法明确诊断的危重症患者 该类患者或为疾病本身发生率较低的罕见急症,通过常见和常规诊断流程及思路,无法快速明确诊断。或为共病患者,即其除具有就诊的急性危重症之外,还伴有其他重大基础性疾病存在。如老年腹部创伤患者,既往有高血压、冠心病、慢阻肺、糖尿病等一种或几种慢性病。此类患者个体的急症与慢性疾病同期呈现,极易造成病种之间互相干扰、互为促进、彼此加重等情况,并导致诊断困难和预后不佳。或为发病诱因显著,即就诊时症状体征极不典型或主要疾病特征性表现尚未完全显现。或为伴有精神及心理疾病的患者,在实际诊疗过程中情况复杂多变,致使医患沟通和疾病处置困难。如果在诊疗过程中出现不可预知的病情变化,则极易给后续医患沟通增添障碍。 4. 群体性发病患者 该类患者多来源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如集体食物中毒、连环车祸等,因在同一时间阶段内就诊患者数量较多,患者病情严重程度差异显著,患者群体内易彼此影响,甚至互相产生心理暗示等,加之社会压力、舆论环境等外在因素的融入,极易造成医患沟通困难重重、任务繁重、内容繁杂、随机性强等局面,使得危重症的医患沟通变得复杂而脆弱。 (二)危重症患者的心理特点 大多急性危重症患者作为以往身体状况相对稳定或正常的个体。当其健康状态发生突发性躯体损害、阶段性意识丧失、器官功能障碍甚至衰竭时,因其对个人疾病性质、现况、未来进展方向、可能预后结局等均没有完整确切的认知,故其心理防线可能快速被击溃,内心充满恐惧,情绪极易波动。如不能进行及时有效的沟通及心理疏导,可能导致危重症患者在接受救治过程中产生抵制情绪、持续焦虑、放任自弃甚或绝望轻生等不良结局。 危重症患者个体或群体的异常心理状况主要表现为焦虑、恐惧、固执、忧郁、烦躁、怀疑、无助等。在救治过程中患者往往出现依赖心理和敏感性增强、行为退化和情感幼稚。此外,不同患病状况的危重症患者均具有其个体或群体特有的心理特点。如急诊创伤患者,肢体的意外损伤或残缺会给罹患个体形成巨大的心理压力及思想负担,患者主观上极度担心个人损伤的肢体功能无法恢复或无法正常生活,加之肢体损伤医治期内其原有生活状态突然被打破,以往正常肢体功能部分或完全丧失,忧虑个人未来工作及生活状态改变,从而产生抑郁、自卑等心理,治疗上无法与医务人员形成互动及配合,最终造成患者自我认同感减弱,部分患者在医治过程中还会产生不良的就医情绪,甚至产生悲观、厌世等心理。 对于生命体征不稳定或病情极度恶化而危及生命者,患者及其家属快速陷入无助、极度焦虑和恐惧,而精神的坍塌以及信心的丧失,可能加速患者病情的进一步恶化。对于处在急诊围手术期的患者,疾病本身及外科手术共同对患者生理及心理造成应激性损害,其紧张、忧郁、焦虑、恐惧等不良情绪较非手术患者更严重、更复杂;如果不能进行有效的医患沟通,则会加重手术应激性 损害并削弱手术实际效果。对于自缢或部分服毒患者而言,因其危重症疾病发生多因对自身生活丧失信心,轻生之前已经长期处于心理极度失衡状态,而就医后其不良心理状态会继续加重,以致无法从原有的心理阴影中走出,部分患者会继续出现自残、缄默、躁狂、逃避等异常表现。对于群体性就医的危重症患者,多已经历了突发灾难,罹患过程中因患者众多、高度聚集、环境氛围紧张嘈杂,患者之间的恐惧、紧张、焦虑等不良情绪极易互相影响和彼此放大。另外,部分患者因隐私保护,出现主观封闭和防卫状态,医患交流障碍,心理疏导困难,良性医患沟通的构建基础极不稳固。 总体上讲,危重症患者的普遍心理期待为:被同情,被认可,被尊重,被重视。作为参与危重症患者救治的医务工作者,应学会换位思考,运用同理心重视及呵护患者的身心健康,主动成为患方可信任、可依赖和有温度的医者。 二、危重症患者沟通中的常见问题 (一)医方实施有效沟通相对困难 危重症患者以危、重为特点,救治对象多表现为病情重、变化快、表现凶险,但家属对患者的生存希望、病情变化和预后情况等无法掌控,患方对医方常怀有过高的期望,希望能得到准确无误的诊断、及时有效的治疗和万无一失的抢救。如果不能达到这样的目的,就可能产生认知偏移,发生医患摩擦和沟通障碍,甚至导致医疗纠纷。 首先,因各级医师沟通能力参差不齐,部分医师沟通技巧有所欠缺,抑或缺乏医学人文理念,可能会造成知情告知不全面、疾病的解释不充分、用语不够通俗易懂,从而无法取得有效的沟通效果。其次,科室多个诊疗组之间对每个危重症患者个体病情的告知不同步或者理解认知不尽相同,且可能存在风险告知不全面、内容不一致等现象,导致患方对医方出现猜疑,甚至失去信任,激化双方矛盾。 对于患者和家属而言,不能准确地知晓病情相关信息是十分担忧和焦虑的,尤其在危重症患者进入相对封闭的ICU救治阶段,患方通常迫切希望能够动态、准确、详尽地了解诊断结论、治疗方案、医疗费用、临床预后。而对于危重症患者而言,诊断及治疗过程是相当复杂的,治疗期间常产生病情变化或不可预知风险,且预后相对较差,此时若无相对固定的沟通团队及时、准确、一致地告知患方这些信息,则既违背了患者的知情权,也不利于后期医疗救治工作的开展,易产生医患纠纷。 (二)医方职业素养及人文关怀时欠缺 1. 医方职业素养欠缺 职业素养(professionalism)除业务能力之外,还包括职业形象、沟通技巧、人文理念、心理承受力和自我维护能力等,即硬实力和软实力都要强。其中,医疗技术是硬道理,是治疗效果的有力保障。试想如果为危重症患者诊治的医务人员技术水平不高、专业知识不牢、观察应变能力不足、不能及时准确地判断快速多变的病情进展,便会使患者感到恐惧和失望,丧失应有的信任感,并很容易将这种不信任感迁移到医患沟通中,从而产生矛盾。但医疗技术并非医者素养的全部。首先,职业形象是“形似”,是医者素养中的基本要求,如仪表和言谈举止得体等;相反,形象邋遢、行事拖沓和不修边幅,会给患者带来主观抵触和不良感受。重视个人职业形象的医者更容易得到患方的信任。其次,医患交流和医患关系维护,主要借助于医患沟通,因此,在语言、肢体、文书等方面的沟通技巧都不容小觑。 2. 医方人文关怀欠缺 人文关怀(humanistic care)是指对人的生命价值、尊严及生活状态的关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表现为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是道德价值的集中体现。医学人文情怀的缺失或淡化,都不利于良性医患沟通的维持,而对患者实施人文关怀不仅能促进患者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也能直接提升医疗服务质量。尤其是危重症患者,作为急需被照护的个体,在诊治过程中具有各种特殊心理特征,常常希望得到更多的人文关怀。而在危重症患者的救治过程中,常因救 治过程急迫且复杂反而容易忽视人文关怀,常体现在缺乏干净整洁的就医环境、不能充分尊重患者隐私、不能耐心解答患方的困惑、不注重患方的就医体验等多方面。对危重症患者而言,疾病的诊治过程是带有局限性的,而人文关怀却是最宽广的和最必需的。人文理念必须融入每一位危重症医务工作者的服务理念中,它既是医患关系的润滑剂,又是医患关系和谐融洽的助推器。“医乃仁术”,在培养医学专业技术的同时,更要重视医学人文素养的培养,培养具有人文关怀温度的医务工作者。 (三)患方充分理解沟通内容较难实现 非专业人员对医学和疾病的认识总是相对有限和滞后的。一般来说,医患双方不可能在同一认识水平上讨论疾病的诊疗救治过程。因此,医务人员在尊重患者知情权的同时,还要尽量以简单形象和通俗易懂的语言耐心地解释医疗过程,避免由于患者的错误理解或一知半解导致的沟通障碍。如对文化水平相对较低或无基本的医学知识的患者,沟通时要少用专业术语,或者尽力将专业术语简单化、生活化和形象化,多用举例子、打比方等沟通方式;对文化水平相对较高且具备基本医学常识的患者,可以适量使用医学专业术语进行交流;对文化教育背景不深的患者,可以通过提问的方式,了解患方对病情和预后的认识与理解程度,根据对方回答调整沟通语言的专业深度。总之,设法使患方能力充分理解沟通中所谈及的专业问题,既能减少患方的疑虑和误解,又能给患方准确地传递病情及救治信息,提高医患沟通质量,增加医患双方的信任。 (四)患方决策权发生转移 ICU患者通常面临着危及生命的疾病,常常依靠各种药物治疗疾病,各种仪器设备维持生命体征,以及各种侵入性或非侵入性操作维护器官功能。这种特殊状态下,将不可避免地影响患者的正常交流和顺畅表达;部分入住ICU的患者甚至因病情危重,在进入ICU之前就处于失去决策能力的昏迷状态,或者在救治过程中反复出现意识丧失。他们无法主动交流,也不会给医生任何重要的信息反馈,这就使得患者家属成为了所有诊治方案的决策者、抉择者、参与者,同时,即便是清醒的危重症患者,医护人员因担忧患者不能接受病情或治疗的不良后果,采用保护性医疗,只与患者家属沟通病情。患者知情权大多被情况下取决于家属的决定,这样的决策权转移会直接增加家属的精神和心理压力。这种精神和心理上的压力会导致家属遇事更加情绪化,特别是在患者病情极度恶化甚至死亡时,容易出现过激行为。 (五)医患双方主观认知存在偏移 医患双方是诊疗过程中紧密联系的利益攸关方,双方均以“诊疗效果最优化及患者利益最大化”为终极目标。因此,双方无论在认知方向上,还是在具体认知内容上,均需时刻保持高度一致。但现实中,因各种附加因素的干扰,往往出现医患双方的主观认知偏移。 患方的认知偏移表现在对诊疗过程和医疗效果的片面认知和过高期望,部分危重症患者把医患关系看作消费者服务关系,等价交换的心理预期过强,甚至认为花费多少与救治效果好坏成正比。由此导致某些患者主观认知上可能弱化自身疾病的复杂性和不可控等客观事实,产生此类近乎“不客观”“不合理”“不科学”的认知偏移,最终会催生患方的“霸道”情绪、语言丧失理智和行为过激。 作为医务人员,当面对上述患方的认知偏移及由此产生的过激言行时,大多选择忍让、麻木或逃避,诊疗过程中长期处于被动和顾虑重重,面对可能存在的正常医疗风险,产生趋避思想,失去应有的原则和救死扶伤精神。医方作为诊疗活动的主导方,有义务在诊疗过程中设法让患方回到正确的认知层面上来,协助患方认识到医学是科学,再危重的患者也要给医务人员病情分析的时间和努力的空间。医学不是一个结论,而是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有认知盲区和诊疗遗憾的存在,加之危重症患者本身病情复杂,虽医患双方倾尽全力,结局却很可能依然不尽如人意。 医务人员应能清晰地认识到自己该做什么、能做什么、能做到何等程度,并反复向患方传递上述信息,统一医患认知。既要最大程度预防和纠正患方的认知偏移,又要主动调整医者自身的认知偏 移,将医患认知统一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减少医患隔阂和误解。 三、医患沟通策略在危重症患者沟通中的应用 (一)注重沟通策略的个体化 从事危重症患者救治工作的医务人员应根据患者的个体化特征,制订不同的沟通策略,全面关注患者情绪变化、情感纠结、内心困惑、诊治需求等,积极沟通和引导危重症患者及其家属走出不良心理困境。如部分病情危重者应变慢,甚至反复出现意识昏迷,应予充分理解和关爱,沟通应更舒缓、更温和、更有耐心,而且应通过对患者肢体语言等全面细致地观察,不断调整原有沟通策略,最大限度地获取患者的信赖和配合。再以不同受教育程度患者为例,如同样是罹患“肺挫伤”的患者,在沟通和解释疾病特点和可能的并发症时,沟通策略有所不同。对于受教育程度较高和有一定专业认知能力的患者或者家属,可以将其解释为暴力创伤导致肺泡和毛细血管损伤,引发肺泡及肺间质内出血和水肿,并可能导致呼吸功能障碍及肺部感染等发生。而对于受教育程度稍低或专业知识空白的患者及其家属而言,解释可以更加“形象化”“生活化”和“实物化”。可以将“肺挫伤”描述为:犹如一个苹果从高处坠落地面,苹果的表皮(胸壁)虽然完好,但果肉(肺)已经摔坏(出血及水肿),放置时间久了(病情进展)便容易发霉和腐烂(感染)。只有充分考虑危重症患者及其家属的个体化特点,积极调整沟通策略,才能使医患沟通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实现沟通方式的多元化 1. 行为沟通 行为沟通包括面部表情、眼神交流、肢体动作及外表仪态等。一个温暖的微笑,一个慰问式的轻抚,一个鼓励的点头,一个儒雅的谦让,一次友好的握手,这些看似细微寻常的行为举止有时能起到“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沟通效果。危重症患者更渴望得到尊重,这些无声的语言往往能够将医务人员的善良、尽职、同情等传递给患方,在无形中拉近医务人员与危重症患者及其家属之间的距离,促进医患间的协作与配合。 2. 语言沟通 语言沟通包括适时、适当地告知患者病情,语言随和、得体。首先,因每个人的心理素质、意志力及认知水平不同。身患重症后,部分患者能乐观接受并有战胜病魔的决心,部分患者会因得知病情后消极悲观,放弃治疗。因此,医务人员要适时、适当地告知患者病情,在保护性医患沟通和尊重患者及其家属意见的前提下,对心理承受力较好的患者可将实际病情直接告知,对心理承受力较差的患者可部分告知病情,目的是实现让患者配合治疗,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其次,应对危重症患者的负面情绪,医生应耐心、平和,既要理解其过激言行,切不可训斥和疏远患者,同时也要鼓励其合理宣泄,给予充分的精神支持,建立与患者之间的信任关系。最后,医生要避免在危重症患者面前谈论病情的严重性,包括一些类似“严重、危险、癌症、绝症、晚期”的词汇,以免导致一些消极、意志薄弱的患者不配合治疗,丧失对疾病康复的信心。危重症患者可能因治疗无望有拒绝、孤独、退缩、沮丧、抑郁等情绪,应特别关心,引导其配合治疗。医生对患者诊断、预后等的回答要恰当且力求中肯,避免造成伤害。 3. 文字沟通 文字沟通不仅是为了尊重患方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而且是为了通过有效的文字沟通让患方对所患疾病、诊治方法及各种风险充分认识。危重症患者诊治过程中包含着各种有创操作、副作用较大的药物使用、随时出现的病情变化及并发症等。此时,医方应向患方充分讲解病情、治疗方案、治疗效果、可能出现的副作用及并发症等,并签署知情同意书。医务人员还应根据患者的病情及变化进行动态的诊疗方案调整以及医患沟通,并在该过程中将实时沟通的主要内容及患方意见详尽记录下来,最后对患者病情现况及下一步诊疗计划形成共识,得到患者及家属的知情、理解和同意,使危重症医患沟通工作更加完善,并对后期的医患关系研究及案例借鉴提供客观依据,从而有效降低医患纠纷的发生率,改善患方就医体验,提高患者及家属的满意度。 (三)保证沟通的全程化、动态化 与危重症患者的沟通和危重症患者的诊疗一样,需要反复、动态、全程进行才能取得医患双方都满 意的效果。 首先,全程化的危重症医患沟通有助于促进危重症患者诊疗的全面性和提高医患沟通的成功率。例如:中年女性黄某,在某县医院接受宫腔镜手术出现“子宫破裂及小肠损伤”并发症;两天后患者因“急性弥漫性腹膜炎”急诊行“剖腹探查及小肠破裂修补术”,术后转至某三甲医院;一周后又出现“小肠瘘、腹腔感染、感染性休克”等危重症,虽经近两个月的全面救治,但终因腹腔混合细菌感染、深部真菌感染及感染性休克等高危因素而死亡。该患者接二连三地出现手术意外及并发症,虽说临床上实属罕见,但确是医疗允许范围内的低概率医疗意外。试想,如果当事医生未能进行全程化的有效医患沟通,患者因“小手术”而导致死亡这一灾难性结局,是患方无法接受的。而医患纠纷中,只要坚持“不回避、不逃避、不抛弃、不放弃”的原则,再巨大的“坚冰”最终也有被融化的可能。 其次,全程化医患沟通有助于危重症患者降阶梯式地接受不良预后及可能的持续性病痛。例如:交通意外导致严重多发伤患者,因病情危重,在及时、积极、正确、全面的急救过程中随时可能出现心跳、呼吸骤停,医务人员不能因其病情危重,而忽略了抢救过程中的全程化沟通,应以最了解患者病情的参与医生为主导,动态、反复地与患者家属及其委托人进行病情沟通和预后分析,逐渐降低患方不切实际的情感期待,并从情感和逻辑上逐步接受不良救治结局的出现。 最后,在整个医疗过程中,必须尊重患者的各种权利,给予危重症患者及其家属耐心和关爱,全程 “保温”,做一名体贴而有温度的危重症医务工作者。 此外,危重症患者的医患沟通发生于患者救治工作的整个过程,而且始终处于持续、动态变化之中。医务人员往往是患者救治过程中最频繁接触到的专业救助人员,而且在整个救治过程中需要动态、及时而有效地医患沟通交流,随着病情进展、就医环境变化、患者及家属认知和心理等发生变化、医疗意外及并发症等出现、患方群体内意见不一、医患双方认知不同步等各种情况的出现,医患沟通必须随之作出调整,必须坚持全程化及动态化的医患沟通,而且在实际沟通过程中,同样的沟通内容可能需要反复多次进行。本节案例7-4中医患纠纷的产生原因之一,便是医方未能及时、主动、动态和反复地向危重症患者家属及委托人解释病情进展及严重性,从而导致医患沟通无效。 因此,医务人员在危重症患者整个救治过程中应牢牢树立平等意识、长期意识、追踪意识,自沟通之初即努力争取与患方建立一种平等、和谐、合作的沟通氛围和基础,充分尊重患者及家属的特殊期待、各种顾虑、情绪波动、心理异常等,学会换位思考,学会站在患方角度设身处地为患者考虑,救治及沟通过程中尽量做到态度舒缓、认真倾听和讲解通俗而有温度,科学并严密地制订和积极动态地调整救治方案。 (四)增强医方的主动沟通意识 危重症患者具有病情复杂、易反复、进展快、干扰因素多等特点,尤其是当危重症患者入住重症监护室后,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医方和患者家属的沟通难度进一步加大。因此在与危重症患者沟通中增加医方的主动意识是不可或缺的。在危重症患者的诊疗过程中,医务人员除了尽心尽责做好常规工作以外,应该始终保持主动状态,努力做临床思考、诊疗实施、医患沟通的主动推进者,变“被患者推着走”的被动状态为“推着患者走”的主动状态,做到“早想、早做、早沟通”。对病情复杂多变的危重症患者的早期诊断、病情变化、应对措施、应急预防、预后评估、远期康复等一系列环节,都应积极筹划,预先拿出应对措施,并在每个环节前与患者及其家属沟通解释,让患者及其家属对病情特点、可能转归、不良预后等有充分和理性的认识,降低其过高期望值,回归到清晰、冷静和理智的认知范畴内。 (五)全面提升危重症医务人员的职业素养 医者之路是修行之路,面对大量的专业及专业相关知识的快速更新,面对复杂多变和近乎超负荷的危重症救治工作,医者必须勤学苦练,努力做到一丝不苟,即从外在形象、诊疗能力、专业素养、心理研判、医德修为等多方面进行自我提升。【缺少答案,请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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